民主改革以来藏北牧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_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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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以来藏北牧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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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高原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在藏语中称为“羌塘”，意即“北方原野”。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面积达60余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1/4，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了几乎整个那曲市、阿里地区东部三县和青海省局部。草地是藏北高原最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当地群众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长期以来，藏北高原以其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吸引着中外探险家、旅游者和学者纷至沓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掀起了藏北高原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涉及藏北高原历史以及藏北牧区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经济关系、生计方式、教育卫生、文化传统等等，但多以那曲地区为调查点和研究地，关于阿里地区东部三县尤其改则县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①

201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改则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着重了解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藏北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改则县地处藏北高原西南部，东南距拉萨1198公里，东距那曲960公里，西距狮泉河镇497公里，土地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其中草场面积万亩，是阿里地区第一大和西藏自治区第二大牧业县。全县平均海拔4700米，境内高山耸峙，沟壑纵横，湖泊密布；气候干旱寒冷，多风少雨，灾害频繁，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历史上，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为藏族，他们组成大大小小的部落，逐水草而居，民主改革以后传统部落结构才逐渐瓦解。截至2017年底，全县行政区划分为6乡1镇、1个居委会、48个行政村，总人口2.5万余人。这个位于世界屋脊之巅的高海拔县域，经过数十年艰苦发展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传统分散的游牧部落社会，走上了团结、合作、富裕的现代高原牧区发展道路。

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西藏一直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作为民生建设的重点，逐步建立起以县为龙头、乡为枢纽、村为基础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和服务能力不断得到改善，农牧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对此，学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此同时，学界往往倾向于以横向比较的视角，将西藏与内地特别是与东部发达地区对比，来评价西藏特别是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突显出西藏发展进程中的困难和不足。②通过对改则县的调研，我们认为观察西藏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既要考虑到西藏整体处于青藏高原这一共同特点，又要考虑到各地差异。也就是说，从西藏牧区特别是藏北牧区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才能够更加客观地衡量其发展成就。为此，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和资料，对改则县的医疗卫生事业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探讨和总结民主改革以来藏北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与经验。③

一、藏北牧区历史上的医疗卫生状况

青藏高原地处高寒地带，被视作人类生命的禁区。在与自然环境和疾病灾害斗争的过程中，藏族人民创造和发展了藏医药，为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受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影响，历史上藏医药的发展十分缓慢，远远不能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地区只有拉萨的“门孜康”“药王山”和日喀则的“格吉纳嘎”三所医疗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业人员不足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余人，平均每千人只有不到0.4名医务人员。[1] (P17)广大农牧区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藏族百姓一旦患上疾病，大多只能念经拜佛祈求神鬼护佑。

关于藏北牧区历史上的医疗卫生状况，史料记载十分缺乏。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藏北牧区还保留许多传统习俗，这在相关田野考察和实录报告中有所反映。以生育为例，“妇女以前大多在牛圈内或另搭的简易帐篷内生产，也有的是在帐篷内靠近门口的地方生产，目的是便于产妇大小便和清除生小孩时流的血水等。当地没有专门的产婆，牧民们没有上医院生产的习惯。即使现在，牧民到医院生产的也不多，一般是产妇自己接生，有的人家产妇的母亲或丈夫或婆婆也会帮助她。接生时用羊毛绳扎紧脐带，并用刀割断，其八天后脐带就自己脱落了。胎盘则扔到远处，或埋起来。……如果难产，则请僧人念经或让产妇喝鱼汤，认为这样能将小孩生下来。”[2] (P350)曾经在藏北生活多年且多次到牧区考察的马丽华说：“在牧区妇女的诸多特征中，有一点我永远都不能够理解，那就是她们在生育时表现出的超常的耐力。牛粪堆上垫张牛羊皮做产床，夜间生了孩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抛头露面，背水，洗衣，做家务。”[3] (P155)由于缺乏公共卫生服务，人们除了传统藏医还普遍求助于巫医神汉。当时的调查发现，“安多各部落过去均有不少拉巴，‘拉巴’译为汉语类似于‘神汉’。文革前，安多县多玛区每个乡至少有两个拉巴。安多县扎萨区的马登乡，一度曾有过六七位拉巴。拉巴在部落中的作用主要是为人治疗伤病。拉巴的治疗手段主要是用嘴或是手掌吸物”。[2] (P273-280)马丽华也说：“除了可登大雅之堂的藏医，源远流长的巫术在藏北仍然盛行不衰。”她记述了关于几位巫医的传说，都是当地干部自己或其亲属亲历的被巫医治愈的故事，说明即使在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群中，也普遍存在对巫医的信仰。[3] (P1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