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以纪录片乡村里的中_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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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以纪录片乡村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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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影像一直是国家形象宣传的重要形式，由于中国的巨大发展和变革，因此反映国家形象的纪录片也一直层出不穷，但大多数的纪录片都聚焦于国家的历史性的成就与发展，反映在文化、经济以及国家制造等方面，虽然这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但是这种形式的宣传显得比较单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仍然是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前进，农村的形象也恰恰反映了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形象，近几年来反映乡村的纪实影像也越来越丰富，无论是官方出品的还是民间的独立影像都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的农村的样貌，但却没有将宣传和平民意识很好地结合起来。导演焦波的两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以下简称《乡村》)和《出山记》作为近几年来描写乡村生活的纪实影像，无论是选题、拍摄以及内容的表达都是非常优秀的。导演从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出发，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真实地描绘了一幅大国形象。

一、苦难建构——中国乡村的现实困境

20世纪80年代一批优秀的专题纪录片比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电视专题片在中国纪录片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些片子承担着国家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重要政治任务，气势宏大，这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决定了这些纪录片的形式风格，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因此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任务。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老百姓个人意识的逐渐觉醒，到了90年代，一些纪录片开始将焦点对准了个人和平凡人的生活，抛开了之前的专题纪录片的宏大叙事。一批影像爱好者拿起DV记录平凡生活，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也短短不过几十年，中国十三亿人口当中，将近九亿为农村人口，因此，农村生活以及农村问题是中国纪实影像无法忽略的一个重要题材。在近几年来，有许多纪录片都涉及了农村的问题，有关于农民工以及子女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农民生活的，这些主题的纪录片都直接或是间接的指涉了“苦难”中的中国乡村问题。范立欣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以张昌华、陈素琴夫妇为拍摄对象，记录了两人在广州打工的艰苦生活，以及与女儿张琴之间的矛盾。这部影片虽然没有主要描述农村生活，但却是以农民工这个中国庞大的群体为切入点，通过展现他们打工的艰难与子女的矛盾来表达农民工为了生计他们的不易，整部片子让我们感受到的许多都是无奈。

在焦波的这两部片子中，它并没有刻意将农村以及农民所遇到的困难刻意隐去，而是真实地将它展现了出来，吸收了独立影像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与“底层”特点，将农村所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在《乡村》中的杜深忠可以说是比较“另类”的农民形象，喜欢一些文艺活动，和妻子张兆珍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形象显然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对立。两个形象鲜明的人物也包含着两个非常鲜明的意象，杜深忠代表的是一种是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而妻子则代表了在当下生活环境中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这两个方面虽然看似是截然不同的，但归根到底仍然是农村并没有让农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在片中“文青”杜深忠偶然翻到了以前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写作过的文章，然后对儿子感叹道：“农民就是种地，搞这些东西是非常艰难的，一些人说自己对土地有感情，说实话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这样，咱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对土地没有归属感的杜深忠反映出了土地并没有给农民提供比较富足的生活，不光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在《乡村》中，远赴贵州打工的张自军从高架上摔落不治身亡，撇下了白发双亲与年幼儿子。杜深忠这样评价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民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这句话非常贴切地表达出了农民工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去打工的原因，并且展现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为了生活不得已丢掉了性命。在《出山记》中对于申周一家的生活环境的展现也表现出了这些地处偏远的乡村的生存环境的不堪，用大石块搭建的地基和用木板简易搭建起来的墙壁，并且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申周的父亲用人力把大石块背到山上。生活环境的不堪反映出了这些偏远乡村农民生活的辛酸。

对乡村的苦难描写，并不是独立影像为了突出“底层”和“反叛”而刻意为之，而是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这两部用直接电影的拍摄手法且有着主旋律背景的作品，真实地将农村生活反映出来，不回避问题，而是直面问题，对整个国家形象的建构可以说是一次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