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理论中国话语的多元一体主义兼谈马克_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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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族理论中国话语的多元一体主义兼谈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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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引进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以描述和解读科学发展等系列命题。他指出：“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中，‘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他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奇尔科特在库恩范式研究基础上明确指出：“一项范式就是科学界的一个世界观，以及他的一整套信仰和承诺——概念的、理论的、方法的、手段的。范式指导科学界选择问题、评价数据以及主张理论。”[2]笔者认为，“范式”基本体现为科学共同体持有的共同价值信念(包括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分析框架或者稳定模式等。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三种维度(1)三种维度分别是经典研究、发展研究和比较研究。经典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发展研究基本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研究，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纵向发展研究；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与西方其他民族理论对比研究，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念优势及价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横向比较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研究，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是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围绕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成就、争论反思、深化推进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通过范式理论加以整合归纳，以凸显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深化发展的内在演变逻辑，即从自觉建构中国民族理论到自信倡导多元一体主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研究的范式探索

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因被视为“资产阶级伪学科”而被取缔，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由此勃兴，“中国民族学家们此时都先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作为他们的学术指南，以往的各种民族学学派的所有信徒都被融进了惟一的马列主义学派”[3]70。在1956年制定的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十二年(1956-1967)科学研究规划中，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正式列为一个门类，标志着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正式诞生[4]13。由于当时高等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3]94，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基本与苏联民族学理论的内容和方向相一致：一方面，认为研究原始社会史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一个基础”[5]，很多学者也因此集中于研究原始社会史[3]89；另一方面,主要研究包括民族的起源、形成以及民族发展的理论[3]95。

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与民族学等学科重新组建，此时如何厘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学等学科的区别，划定不同的研究范围，维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统优势地位等问题凸显，为此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大讨论[4]14。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逐渐明确化，学界也反思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如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肤浅，不是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原理作为指导，创建有自己特色的基础理论，而是简单地将其作为我们的基础理论本身，于是，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注释和用中国的民族实际去印证它的科学性、普遍性，就成为中国民族理论的基础理论。此种简单化学风的影响，至今尚未肃清。许多人还在对它作‘现代化’而不是‘中国化’的尝试。其结局，对许多应深入探索的问题未能深入研究，满足于表层，做表面文章，很多问题上似是而非，不解决现实迫切的问题。”[6]还有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外，也应该包括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今后也应该注意吸收在新的形式和条件下将会发展的民族理论的新观点，来补充、完善我们的民族理论体系，使这个学科体系始终具有时代的特点和时代的活力。”[7]

这一时期学界普遍认为，在构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上，既需要全面反映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还要反映中国共产党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突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总之，这一阶段学界致力于建构一个内在逻辑连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谱系，以体现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到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核心价值的一脉相承性和时序性。在学术表达上一般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或简称为“中国民族理论”，笔者认为，这类研究即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