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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本质进阶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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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社会发展的研究界定及进路

“发展(development)”是一个历史演变的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城邦时期。苏格拉底(Soc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首的思想家将它与“运动”“变化”同义，主张从“自然物(Natural Objects)”的内在轨迹谈论其趋势。中世纪的“发展”则与神学紧密联系，以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us)为代表的主教判断它是“人”自觉反省原罪，善于忍耐、节欲，以获求上帝救赎和通过努力抵达来世彼岸的过程。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加之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在原有指称上被更广泛赋予“进步(progress)”的含义，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类同，均是从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学者和领导者普遍将第三世界人民循序渐进“效仿”欧美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看作是重要的发展选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其就职演讲中更是公开宣称发展时代的来临。“我们必须着手拟订一项大胆的新计划，以使我们的科技及工业上取得之先进成果惠及欠发展地区(Underdeveloped areas)。”[1]总体看来，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是特定起点上“发”与“展”的有机结合，前者包含纵向的发育，后者囊括横向的拓展。

近年来，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愈发被高频地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之中。此学术局面的形成是多种现实原因共塑的结果。首先，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本国振兴的切实需要。伴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从1945年至1982年间约有93个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他们面临着如何快速恢复和创新生产力这一棘手的共性问题，进而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独立自主和依附西方。由之派生的模式争论相持不下。其次，对现代化之于发展影响的深层反思。社会转型是性质嬗变的过程，它前所未有地改变“前现代”社会中的固有特质，用一套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构造替代“传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二者间的紧张关系，这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双重视角下处理好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联系。最后，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程加快。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将全球化看作“一个或者一组体现社会关系和交易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诞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以及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2]。它从信息通讯、经济运转、共同命运、制度体系、文化文明等诸多方面将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活动串联起来。但所携带的挑战，特别是发展不均诱发的资源枯竭、环境“黑化”、国际贸易争端、跨国犯罪等问题在全球化“助推”下大有扩散转嫁之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社会发展的各类同质或异质化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功能。首先，长期以来学理层面的广义探讨多聚焦于世界范围内各国、各社会以及各民族过去、现状以及未来的一般发展规律，有助于学者清晰地把握和总结不同历史阶段内的社会变迁现象。其次，现实层面的狭义社会发展研究能够揭示“发展中国家”从欠发展、欠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的条件、动力、方法和途径，有益于决策者制定和出台符合本国且科学的良性发展战略，特别是行之有效地建立各种衡量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指标体系，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本质的稳步进阶。

二、社会发展本质的价值取向转变与阶段反思

数千年人类文明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出的划分更是类型多样。但就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模式本质上大体历经了由单向度的“唯经济”失衡模式向社会内部结构“谐序互构”均衡模式的两大阶段性价值取向转变。

第一阶段内社会发展本质的“主旋律”几乎等同于全社会财富总量的增殖，关注点多涉及经济因素与各种非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发展的终极含义一度被各国狭隘定义为GDP数值的高低，导致经济体系、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结构—制度性”变革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为了消除“传统的”“陈旧的”羁绊GDP递增所设置的“结构—制度—文化”领域的障碍。正如米切尔·托达罗(Michacl Todaro)所言，“发展初期所有国家必须经历‘适量储蓄’‘投资’和‘外援额度’等一系列连续的经济前进阶段，它是各国历史上走向振兴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发展就不得不和迅速的、总的经济增长的意思一致起来”[3]。事实上，这种“经济至上”取向在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在各国发展取向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激化的经济与政治、文化和生态各子系统间的矛盾甚嚣尘上，招致各界对该种“不可持续性”的抨击。对此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强烈发声，认为相比于经济发展，更应关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内部结构的功能失范问题，“如果某种最初有益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功能在后来演化成危及社会健康运行的弊病，就会招致社会越轨行为频发，中断社会向前的步伐”[4]。可见，为加快社会进步而只推进某种子系统的发育，极易过犹不及地影响社会整体循序渐进甚至引起环境破坏、情感扭曲和政治动荡等失范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