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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转型需要大兴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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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管理学界一片繁荣，“天花乱坠之文章”或“拍案击凳之讲演”虽不常见，但标歧立异的观点却比比皆是。学术浮躁的风气阻断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已是各界的共识。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了组织、社会、技术、经济各种因素的相关关系，各种自陈式量表被设计出来测量那些在现实中本来可以直接观察的概念。一些案例研究虽然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却只注重访谈和编码，而忽视了对真实情况的描写。和九十多年前的情形相反，当前学界内部关于管理学本土化、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乃至创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关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实地调查成果却少得出奇。或许在这个管理学面向实践转型的时刻，学界同仁应该重温一番历史，从前辈的历史教益中启发自己，或者独立运用调查研究方法对一些管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在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呈现更多的、具有实地调研价值的成果，或者尝试将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让实地调查在管理研究中创造更多的价值增量。

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把河北定县辟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进行了持续数年的社会调查，1932年部分调查结果整理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书中不仅对定县的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地方原地、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费用、风俗习惯、赋税、农业、工商业等诸多事项都有清楚的介绍，还配有统计表格314张。比如，调查人员观察了平时的各种摊贩124处和集市上的摊贩434处后，将每一种摊贩的数量和经营内容归纳成表。定县调查堪称我国社会调查的里程碑，但不是这一时期的孤立事件。20世纪30年代，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庭先生领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对天津地毯业、针织工业、织布工业的调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调查工作的意义，正如晏阳初先生介绍定县调查时所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地抄袭应用。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

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是当时进行实地调查的一个重要目的。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不久，学术中国化就已经成为一批有识之士的思想自觉。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在主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时提出：“本院施教与治学之旨，可分为二：（一）因各国之经济背景不同，故本院教授经济学以使之本国化为目的；（二）因社会科学之性质变而不已，故本院注重研究，俾教者得获教学相长之益。”

翻检历史这部大书，经常会在不同时代看到一些相似的书页。同经济学一样，我国的管理学也是舶来之学，虽然近年来教学、科研一片繁荣，但许多西方理论背后的经济、社会脉络与中国的情况并不相同。以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突破性创新为例，艾萨克森在介绍个人电脑的诞生时，认为硅谷的社会力量为这场创新贡献了一臂之力，而硅谷的社会文化混合体中包含着以英特尔和雅达利为代表的创业文化，有资深玩家组成的亚文化，以嬉皮士群体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以及包含着“我们一起动手”意识的美国创客文化。这些文化潮流有些从未在中国出现过，有些即使出现过，也微弱到难以察觉的地步。没有这些社会文化潮流的驱动，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参与信息革命中的突破性创新吗？中国的5G技术和信息产品“抖音”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招致了美国一些政治力量的敌视。难道学界不应该对这些创新事例背后的社会、文化、组织各种因素的作用进行深度剖析吗？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一定情境下生成的，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脉络为理解这种理论提供了注解。这些理论传播到不同的地区以后，经济与社会发展脉络的差异要求人们重新审视这些理论，甚至对一些理论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正。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信守科学精神的学者既不能置这些差异于不顾，也不能完全放弃既有学说，而会用扎实、深入的实地调查，在理论与现实的脉络之间建立起适应性关系。九十多年前，当学界先辈们面对这种境况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科学精神，成为我们可以师法的一代楷模。在管理理论与现实脉络之间出现偏差，在学界积极探求管理学面向实践转型的今天，我们从历史的教益中又能汲取到什么呢？

首先，应该通过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识别事物在现实中的运作机理。何廉先生回忆当年到市场上收集商品价格时，遇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竟然是他不会说生意场合的“行话”，而无法去了解交易的过程。后来他不得不雇佣一位会说商业“行话”的助手作为调查员，还要细心对待当时商人们杂乱使用的度量衡单位，才得以完成研究任务。他们的努力最终结出“南开指数”这样的成果并赢得社会承认。在现代企业中，虽然工作语言具有高度通用性，但技术群体往往会有自己的专用术语。如果探究技术研发团队的组织行为，学者们是否也应该多学一些“行话”呢？